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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网]王义桅:和平崛起的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2021-01-28 08: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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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网
编辑:廖 婧

【摘要】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其是否构建了反映人民心声、体现人心向背的政治新型形态,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拥有数千年和平基因,秉承和平发展理念,积极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崛起的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积极回应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和平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识码】A

和平发展是人心所向。二战以来,反思战争、珍视和平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成为共识。回顾战火硝烟,铭记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才能更好顺应民心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其是否构建了反映人民心声、体现人心向背的政治新型形态,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积极回应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的关切,主动提出中国坚持的和平原则

邓小平曾说过:“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万一有一天,中国也变成到处侵略、干涉、欺负、剥削别国的超级大国,全世界人民就应当团结起来,和中国人民一道来推翻它。”拥有数千年和平基因,秉承和平发展理念的中国,才能作出如此表态,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成功的。

在新冷战、脱钩论甚嚣尘上之时,中国还能持续地和平发展吗?产生这一疑问的背景,不只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军事上高调亮剑、外交上奋发有为,更在于时代背景的三大变化:其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极其发达,“天朝无所不有”,没有必要对外扩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是有坚实物质保障的。按照西方历史经验,海洋文明扩张源于非自足性,从而给世界带来血雨腥风。如今中国在快速实现工业化,资(能)源稀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洋和域外,还能坚守和平吗?其二,古代东亚体系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而实现协和万邦。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国际体系,遵循现代游戏规则,从近代“百年国耻”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今中国越来越先进了,会不会打人,尤其是报复那些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和西方列强?其三,过去,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低,可以闭关锁国,而自成一体,对外可息事宁人。如今中国对外能源、经济依存度均超过50%,改革处于攻坚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国内—国际政治矛盾凸显,谁能保证中国不会转嫁国内矛盾,选择与外部世界对抗,放任民族主义而引发战争?

以上三大疑问并非抽象的,而是表现为当前的三大关切:其一,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中国会不会使用武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中国问题专家泰勒曾出书分析中国解决周边领土争端的历史,得出结论说,中国陆上文明思维发达,倾向于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陆上领土争端,但是海上争端不易妥协,尤其是中国传统上缺乏海洋文明基因,且快速走向海洋。舆论担心,中国不惜以武力维护海上领土主权。其二,中印是否会爆发战争?中印边境冲突是否会引发战争?其三,中美是否发生权力转移冲突?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明确说,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原因是国际政治的逻辑决定的,无关中国历史文化,因为意图并不重要。中美权力转移的实质是现行国际体系能否包容中国。毕竟,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好比拉大象进浴缸,现今国际体系要更好容纳中国还得进行大的改革才能捍卫西方权益。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犹豫良久后一度积极回应,却又反复无常,且留有后手。

回答好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上述关切,必须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向世界阐释清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和底线:首先,和平是相互的,并非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中国并非二战战败国,和平并非中国单方面的承诺,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是别的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了实现持久和平,中国不可能放弃非和平的选择,但正如两岸关系所显示的,这恰恰制止了冲突,赢来台海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其次,和平是总体的,局部冲突不影响中国和平发展。解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国不倾向于使用武力,但对方挑衅导致擦枪走火,中国军队绝不是摆设。即便中国被迫卷入冲突,也不意味着中国放弃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领土(海)争端。最后,和平是动态的,需各方小心呵护。欧盟是欧洲人“永不再战”的信念产物,但欧洲人将和平视为理所当然的,导致去军事化现象,使欧盟迄今仍仰仗美国保护其和平。亚洲应汲取其经验教训,各国不仅要深刻反思历史,小心建构和平,还要增强自主和平能力,通过合作、交流构建和平的经济、社会与观念基础。

和平崛起起初是相对中国崩溃论而提出的,承诺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体系,而是通过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来实现和平发展,回答的是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的关切,现在已超越这一阶段,应该主动提出中国坚持的和平原则,积极回答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切。

概言之,中国理解的和平,应包含以下三原则:一是和平的互惠性原则。和平如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必定是脆弱的,正如朝鲜半岛局势所一再显示的。故此,中国始终不渝地倡导互利共赢,通过合作解决资源、能源稀缺问题,从而避免走西方列强老路,坚信只有同时有利于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建构的和平,才能实现积极和平。二是和平的包容性原则。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联盟,以对抗式实现和平,始终没有将有关各方包容进来,未能实现亚洲的持久和平,甚至也没有给其亚洲盟友带来安全感。故此,中国倡导包容全体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总体和平。三是和平的非强制性原则。在西方,尤其在北欧国家,流行一个词叫“和平塑造”(Peace Making),指的是在维和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一个强制性的和平结果或和平状态。这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他国内政。因为和平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要符合各方的接受度,就像中国人讲的心平气和,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强加的产物。塑造和平有必要,但要强调和平的非强制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持久和平,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为人类和平安宁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应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种贡献越来越体现在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

在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新起点上,世界是朝向开放、包容还是封闭、极端?这是21世纪之问。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信心,带来了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变量今后会和气候变化一样,纳入人类生产—生活—思维的常量,深入影响全球化逻辑。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疫情带来新的全球化,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全球化进入人的全球化这一新时代。疫情揭示了关于人的全球化,而非钱的全球化。钱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即利润最大化——追求最好,注重分配的逻辑,产生贫富差距之弊端;而人的全球化是要命,即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防止最坏,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有边界、关税这些概念,人的全球化是地球村的概念。资本全球化,有钱人更关注;人的全球化,所有人都关注。

第二,全球化规则从共赢到全胜转变。疫情揭示的不是你和我的关系,而是人类和病毒的关系。人的全球化关注命而非运的全球化,不存在“你赢我输”,也不再是“双赢”,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彻底战胜病毒,否则会被病毒击垮,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换言之,胜的理念取代赢的追求,不达全胜,绝不收兵。只有共同战胜疫情,人类才能安全,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第三,关注弱者而非聚焦强者。战胜疫情就像木桶装水,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木桶能盛多少水,弱国或最薄弱环节决定战胜疫情的进度,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在采取行动自救的同时,也应向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投入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和经济关注,因为这些国家所受冲击更具破坏性、灾难性、持久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呼吁债权国向债务国提供债务减免或延期。如各国领导人不尽快采取更多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影响将出现在巢居的贫民窟、拥挤的难民营、冲突未决地区,甚至是巴西、南非、印度等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危机集团发布报告称,疫情的全球大暴发可能给脆弱国家带来严重破坏,引发广泛动荡,并考验国际危机管理体系,特别是对正处于冲突中的国家而言,疫情破坏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限制了维和行动,推迟或分散了冲突各方的精力及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第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协调。世界既面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还面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分析预测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萧条。不少国家已经出现社会与就业危机。如何防止危机叠加?除了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还需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应该制订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并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

令人忧虑的是,疫情多点暴发,今后我们可能面临疫情常态化、人与病毒长期共处的局面。而近代以来,我们生活在国家单元的国际关系思维里,对人的关系关注不够——人只是劳动力、旅游者等生产—消费因素而已。现在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要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而这应基于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不只是思考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的本源问题。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最根本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疫情变成全球大流行,揭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并催促国际公共卫生应急、预警、能力建设、培训、公共卫生援助的国际合作,尤其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协助基础设施、医疗设备、专业知识、医护人员都十分匮乏的低收入国家,强化政府间、区域间、国际组织间的协调。人的全球化时代,世卫组织今后会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一样重要的位置看待。改革世卫组织,增强其权威性、高效性,是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内容。现在世界上公共卫生的缺口非常大,设立一个像亚投行或IMF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基金,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机制、平台建设,刻不容缓。联合国将创建全球冠状病毒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支持全球范围内冠状病毒患者的治疗。该基金的目的是协助卫生系统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危机及其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中国及时给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后又增加3000万)美元应急基金,号召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发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倡议,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领导者。

坚持多边主义,以人的全球化为契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生病了,地球“打烊”了。人的全球化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抗击疫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个案,是人的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示。

人的全球化的逻辑是:我健康,你才健康;你安全,我才安全。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通电话时不断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世界安全,中国才安全;中国安全,世界更安全。对于国外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感同身受,主动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国际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必然。正如2020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的,无论是阻击病毒的传播蔓延,还是抵御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衰退,都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都需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感慨说,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这是因为人类尝试过的各种安全观、发展观、合作观、文明观、生态观均无以为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做到了,它倡导新安全观——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新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新合作观——平等合作、开放合作、包容合作;新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新生态观——美丽、清洁、绿色。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交织的时空,走向万物互联新时代,不能让人工智能、公海、极地、互联网、外太空等新领域再重复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的旧法则,不能违反人类核心价值。当前的技术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世界的交往模式与政治经济形态,甚至重新定义着人类。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中,需要能指导人类安身立命的思想,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古今中外倡导的政治理念及相应的制度建设既有继承,更是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古代帝国、近代世界政府概念,顺应了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到功能性地理的升级。人类历史先后出现了帝国、世界政府的形态和设想,也有世界大同的冲动和全球治理的实践。帝国总难免陷入扩张和衰落的循环,对外争霸战争此起彼伏,造成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从但丁的“世界帝国论”,到康德为了迎来永久和平而倡导的“世界联邦”,再到罗素和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西方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有过世界一国的设想,但这些设想主要是为了维持和平,较少会涉及治理层面的探讨。于是,承袭着世界政府思想而建立的创立于“一战”的“国联”和创立于“二战”的联合国,其最主要的宗旨也是维持世界和平,在治理层面较为欠缺。

如果要改革联合国治理机制,其中的一个方案是参照一些国家参众两院模式——在上层是代表国家的参议院,在下层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众议院,以此构建出基于联合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构。康德、爱因斯坦等西方先贤有永久和平论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与之有何不同?前者是以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放射状思维,不是成为乌托邦,就是被扭曲、滥用。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以同质性为前提和实现目标,从而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搞民主输出的悲剧,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和差异性,倡导各国成为自己而非成为他者,最能体现人类和平靠各国人民的理念。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当代政党研究平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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